按：年《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分册）组稿，所里安排我配合牟先生撰写学术成就概览，这是牟永抗先生撰写的自传，我整理后未校勘的原稿，后来以《有奋斗、有目标才是学科——牟永抗先生访谈录》的形式刊登在《南方文物》年第2期，周广明兄在编辑按中特地加了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一段演讲“一旦你们认定了这个实践立场，你们就是取这个神来服侍，同时也得罪了其他的神。因为你们只要忠于自己，你们必然地要得出这样一个在主观意义上的终极结论。……这也是作为专门学问的哲学、以及其他学科中在本质上涉及原则的哲学讨论，所试图达成的”。
“有奋斗、有目标才是学科”，是年《牟永抗考古学文集》出版后，牟先生给我的赠言。谨以此文，纪念百年中国考古学。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
年牟永抗自传原稿第2页
台州是浙江中部括苍山脉东麓地形相对封闭的滨海地区，时至今日当地家庭的称谓中，仍然普遍地将母亲（娘）排列在第一位。黄岩是台州略微富裕的县，茅畲在黄岩的西南，是邻近乐清县的偏远山区小镇。牟氏是镇上的大姓，为了鼓励后代读书，祖上设有“书田”，有一定学历的子孙可轮流执掌。祖父牟艮庭是前清秀才，终身在家乡教书。辛亥革命胜利，他在上海《申报》刊登广告表示祝贺。年到年茅畲小学曾是中共地下党机关所在，祖父将我及两个弟妹分别取名永抗、永团和树华，就是他受地下党影响的结果。父亲牟企平，母亲潘佩琴原本随祖父读书，后以同等学历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所以年医院。年因日寇入侵，父亲失去了原来在司法部门的工作，只好带全家回故乡安置，再自己外出求职，我才第一次见到尊敬的老祖父，我在读小学期间，他从《孟子》、《荀子》、《古文观止》和《曾文正公家书》中选出文章，单独教我，但所授课程必须在第二天当面背出，不然就要戒尺打手心，为我一生的为人与治学开启了一扇明亮的窗户。几年的乡间经历，上山下地的一般劳作，已成为日常生活。只有为了全家吃饱，在米饭中掺入已经发苦的大量番薯丝，留在负面的记忆中。年父亲重新找回在司法部门的工作，又带全家离开故乡。每到一个新的地点，在房前屋后开垦种菜自给，是全家的事。父亲的最高职务是金华高等法院民庭推事、庭长，为荐任级法官。在当时茅畲外出人员中，可能是职务较高者之一。同时还在英土大学法学院和金华中学兼职教书，挣多些工资。母亲一生除了曾担任几个月黄岩地方检察院书记官后，就一直操持家务，抚育我们六个子女。年4月解放前夕，父亲匆匆携全家离开金华，将我们安排在黄岩城里后，一人随伯父去舟山教书。
因父亲工作调动，我读了六所中学。初中二、三年级是一所教会学校，英语老师是美国人，我喜欢数学和物理，被同学戏称“几何大王”。大多数同学不信教，而且对“东亚病夫”、“一盘散沙”等言论很反感。考入金华中学高中后，从全国各地学生运动及《大公报》等媒体上传来许多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讯息。年4月回黄岩途中更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溃军败退时的狼狈相。年下半年入读黄岩中学高中部不久，便被尚处于地下活动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发展为成员，很快便被选为团支部副书记，同时还担任四、五项其他职务，似乎已经忘记自己的学生身份。在幼稚淳朴的脑海里，对解放、革命等词语的内涵充满天真又无知的憧憬，自认为入团就是入党，革命的人生从此开始。年初听从团县委领导的交代，写信动员父亲回大陆。舟山解放后父亲立即返回，我自然很高兴地陪父亲去团县委报到，然后再回茅畲老家。学期结束时，团县委要我们去华东团校学习，学习回来后就当不用读书的学生干部。但我们到团省委转介绍信时被告知，“华东团校名额已满，改去浙江干校四期学土改”。服从组织是神圣般的使命，学习结束后分配回台州地委土改队，先后去黄岩路桥和临海林桥参加土改，并担任团支部书记。年11月中旬父亲在家乡被捕，我即被调出土改队回华东革大浙江分校（即原浙江干校）六期学习，后留校任教育干事。事后得知家庭划为地主，父亲也得到悲剧的下场。为了不辱使命，我和许多教育干事一样，每个星期天挤上学校的卡车，站到湖滨的新华书店去啃马列主义著作，自认为比较有收获的是社会发展史和实践论、矛盾论。
年5月，华东革大浙江分校缩编，5月5日我们四名干事被调往以老先生为主的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简称省文管会）。在此之前，“考古学”三个字确实没有听到过。尽管当时的考古学概念中已经标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这次调动对我等原来纯真的革命理念及人生道路，不能不是一个重大的拐点。调查组是当年省文管会唯一的对外部门，除了组长沙孟海这位老书法家，我是唯一一名干事。这一年浙江大学玉泉新校区U字楼开始建设，这里是比良渚遗址发掘早一年试掘过的老和山遗址（原称“古荡”）所在地，这项由华东文物工作队组织并主持现场抢救性的文物保护工作，让我迈开了考古生涯的第一步。当年参加安阳发掘的王文林老技师是我第一位入门老师，他不但教我认识从新石器时代到汉、唐、宋的各类文物。还教我辨识生土和熟土，只有在熟土堆积里，才会找到文物，以及如何从陶片拼接修复过程中把握器形演变的特征部位。却没有在这许多汉代土坑墓中寻找或剥剔过墓坑的边壁。老和山工作结束之后，又在浙江南部的衢县门前山、温州江北山背，和浙江北部崇德洲泉北道桥、嘉兴双桥调查发现了遗址和石器，所以第二年当我到第三期考古训练班报到时，确实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就在裴文中先生的第一堂课中的一句话，“老和山只是捡东西，不是考古发掘”，让我猛然警醒。我们第三小组曾经进行剧烈的现场争论。第三期考古班刚结束，即奉命随华东队支援郑州。有幸又与王文林一起参加二里岗C9区的发掘。正是这片黄土堆积成的田野，王文林等前辈充分展现了考古作业的独特技艺。在这里王文林教我从什么是“鸡屎尾巴”土开始，到掌握认土、划线、找边和剥面一系列野外操作技能。此后又让我独立发掘了岗杜战国墓群和铭功路商代窑址，并写成简报和书面记录。近一年的郑州岁月，不但极大地加强了考古班的学习成果，同时也带回为什么在浙江被订为汉代的印纹陶会逆向出现在郑州二里岗的商代地层中的这样一个学术性的歧意。郑州回来指示着人生拐点的完成，当时也不敢设想促成这个拐点的客体力量，今后将会怎样演变，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在这条狭窄崎岖的小路上攀爬前进。年浙江大学玉泉老和山遗址发掘
返浙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协助朱伯谦整理《绍兴漓渚的汉墓》，这是第二年代表浙江参加年第一次全国考古会议的学术成果，虽然我不曾参与漓渚现场发掘，但还是将以印纹陶、原始瓷为主和以高温釉陶为主的墓葬分为两类。尽管对前者的年代写上了“浙江印纹陶的年代问题，实有重新商榷的必要”和“其年代可能早到战国”等字样，但在总体上仍然纳入“汉墓”的框架之内，与年浙江省博物馆浙江历史陈列总说明，将浙江新石器时代下限，订在吴王寿梦元年一致，似可认作在近代考古学前辈在钱山漾发现和良渚发掘近二十年后，浙江学界对近代考古学认知的一个标识。
配合萧甬铁路宁波火车站建设工程是年下半年工作的重点，大家推举我主持，尽管起初曾有四位考古训练班同志参与，仍然未能识别土坑墓的边壁。只好再度邀请王文林老技师驻守现场多日，终于教会我们如何在粘湿的沉积土中辨认和剥剔边壁。才使这项工程发现和清理了座以汉代为主的古墓葬，这是浙江境内第一次在考古野外作业中确立以软材料（泥土）为表征的固定迹象——墓坑这一考古学单元。这次发掘虽然没有发现以印纹陶原始瓷为组合的早期墓葬，但已找到并确立起高温釉陶出现之前以泥质灰陶鼎、豆、壶组合的战国墓。经过初步整理，按照高温釉陶组合与形态的演变以及纹饰的简化、釉层的消失，将汉墓分为五期，并已选定若干典型墓例和标准器。可惜年夏季，借用的暂存库房遭12号强台风袭击倒塌。无论如何这是我欠下宁波人民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良好的自我感觉，认为已经学会墓葬发掘，可以迈向发掘遗址的康庄大道。
年3月初到4月中旬的第一次吴兴钱山漾遗址发掘，发掘面积近四百平方米。在浙六位考古训练班同仁参与了这次发掘，当时没有推举主持人，各人各看一坑，遇事大家商量，总算在以黑陶为主体的文化层中划分出上下两层，土色灰黑呈胶泥状的下层没有发现印纹陶。年初，由省文管会直属的新安江水库考古队成立，专业人员增至14人。6月4日开始淳安高祭台遗址发掘，考古队长让我实际主持，在八条探沟中都可以分出上、下两层，但两层的包含物大体相同。虽有一定数量的黑陶和夹砂灰陶，但都有印纹陶，且残铜器或铜渣伴出。年11月开始吴兴邱城遗址发掘，事先试掘得知，这种以红陶为主的堆积在浙江尚属首见。这次由我主持的发掘，省文管会绝大多数专业人员参加。孙永乐同志是第一位到省文管会的党员领导，他工作认真，讲政策，重视知识分子。他不但自己三次亲临邱城现场，还分别陪同沙孟海、郦承铨两位老先生到工地住了两夜，极大地鼓舞了发掘人的热情和勇气。这次发掘首先在剖面上确立早于印纹陶和黑陶的第三文化层。堆积丰富的第三层再由三层夹砂硬土面隔开。最上层硬土面发现了八个分两排并列的长方形柱坑。坑内残存木柱和垫“櫍”。屋外还发现一段用块石垒砌可能用作炊煮的火烧沟。同时在T3下层发现了由红陶豆、玉玦和两件黑陶小罐组合随葬的M6。另外在T3乙和T6还清理了叠压在第一文化层下打破第三文化层的八座墓葬和两座灰坑。清理这批墓葬是当年最费神又最愉悦的事情。虽然两年前在宁波已经成功地剥剔出汉代土坑墓，但在灰色的文化层中仍然束手无策。只好在器物露头后，通宵值班看守。应该说邱城遗址这九座在浙江第一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墓葬，都是在接近墓底时，才勉强辨认出墓圹，墓壁的剥剔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按照事后的读识，当年同属中层的墓葬和灰坑的陶器年代有明显区别。前者相当于崧泽文化，后者才属于良渚文化。原本三层的叠压，应该读为四层。其实野外发掘结束时，建设项目尚未动工。完全可以向北扩方，至少能与T3乙拉直，将这座房基找全。这些都客观地反映出主持人学术视野的局限性。邱城发掘的野外激情，自然会波及第二年钱山漾发掘主持人汪济英，当提前将包括近件编号标本在内，总体量近百立方米的22个大竹箩装成的发掘品运回杭州之后，我们离开邱城时已是除夕，并在正月十五这一天全体赶到钱山漾。稻米、绢片、麻布和丝线等一连串珍贵遗物连同当时委托鉴定欠确的“芝麻、花生、蚕豆”等标本，共同筑成钱山漾第二次发掘的新亮点，确实每一重要标本出土时，主持人均立即聚集相关人士仔细辨认现场，排除各种扰乱的可能性，这就使得古遗址发掘成为浙江考古事业的一项重要成果。也在这一年，省文管会来了一位级别更高的党员加强领导，并实施“厚今薄古”方针。在夏天同时整理邱城和钱山漾发掘资料时，号召“发扬大跃进精神，以一滴水看到整个太阳的精神对待考古资料”，曾经两度重大修改后的邱城报告，均以红线不突出为由不准发表，本应保留在档案资料室的两份正稿，至今下落不明。幸亏严文明教授在北大年新石器时代考古教材中，对邱城发掘成果有正确的表述。而且夏鼐先生年4月12日日记中记有“阅张云鹏……，及牟永抗的吴兴丘城发掘报告（稿本）”，那时夏先生应正在准备原拟即将召开的考古学成立大会相关事务，或许这就是“苍天有眼”。
年浙江吴兴邱城遗址发掘全体考古队员
年春，奉命只身赴温州，以瓯江水库文物工作组名义，进行拟建瓯江水库淹没区内的发掘和保护工作。并要求边发掘边整理，发掘完报告定。我的主要工作是独立主持发掘了吕步坑和保定原陈万里先生定为明代的两处窑址。前者最晚年代为唐初，后者发现众多八思巴文铭刻，应属元代产品。同时还清理了四座纪年宋墓。鉴于、年分别对龙泉南区、东区窑址进行过的系统调查，从年元旦开始，在参与由朱伯谦亲自主持的大窑甲区发掘后，留在大窑村过春节，并独自主持大窑乙区及金村窑址的发掘工作。综合两地窑床与堆积层打破、叠压关系，结合丽水纪年宋墓标本，在为宋代早、中、晚三期龙泉窑提供确凿的断代依据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龙泉青瓷的框架谱系。同年10月下放四明山劳动，年患肝炎入住疗养所，年9月，省文管会与浙江省博物馆合署办公，除了各位老先生担任挂名职务外，考古人员只剩下朱伯谦一人。年出院后，以编外人员身份主持了余杭安溪苏家村遗址和德清城关汉墓的发掘，在良渚文化层中发现一件半残的玉琮。是年，为迎接拟议次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时，获得团体会员与出席代表，受命以单位名义及由别人出席会议的条件下，针对当时通行的观点，撰写《试谈浙江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后因学会未能如期成立，筹委会决定将论文改由《考古》全文发表。最后因拒绝《考古》要求全面修改结论和删除资料以外全部讨论性文字，遭受退稿处理。在文化大革命前一年的8月，主持吴越国钱元瓘墓发掘时，现场突发脊髓炎，经抢救苏醒后仍下肢麻木行动不便，从此中止了考古学的野外作业。漫长的文革岁月，虽未受到明显的冲击和灾难。行动不便也为冷静思考和反省以往的野外收获，提供了充裕的时间。进一步坚定了原先选定的专业道路。
年夏政治风波稍缓，有幸在放下拐杖后不久，到余杭长命桑树头村，在农民闻运才发现2件大玉璧和17件石钺共存的现场剖面上隐约辨认出墓坑痕迹，同时顺路调查了全部由熟土堆积，“山下”水沟侧面有良渚文化陶片的小土墩——反山。当时推测这里可能是一处与良渚文化有关的遗存，当即请余杭的同志注意保护，最好在当地物色一个文保员。从此开始的新一轮浙江考古作业，仍然从汉、六朝墓葬发掘起步。虽然在文革前已有两位考古专业的大学生分配到省博，但他们基本上或完全没有参加过野外工作。所以专业人员稀缺仍然是当时主要矛盾。从诸暨牌头蚕桑学校、吴兴杨家埠钢厂、海宁长安镇汉画像石墓之后，年，在上虞百官汉墓发掘现场召集以相关县市文物干部的短训班。在讲授新石器时代时曾讲到，“全省各地区大体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唯独宁波地区迄今未见一处”，惊动了相关同志。第二年6月底接到余姚文化馆许金跃同志电话，“姚江边上河姆渡头水利工地发现石器和陶片”。因为年曾几次看过姚江边的若干地点，觉得在那里发现遗址的可能性很小。当7月2日下午看到带来的陶片时确实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感，第六感官提示自己，这将是一项重大发现的先兆。第二天当我们借用救火车赶到时，现场到处是陶片和干栏式建筑的构件。但是第一第二两条试掘探沟都没有找到相关的地层关系，直到第三条探沟才确认这批前所未有的“夹碳陶”的层位，叠压在浙江已知最早在邱城下层发现的红陶地层之下。试掘尚未结束，就匆忙赶到绍兴，向正在那里开会的国家文物局局长沈竹及顾问谢辰生同志汇报，并决定当年冬季进行第一期发掘。此前经多方努力总算将文革期间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分配来浙江的五位同志中的三位，调回本专业。11月4日由刘军同志（他是当时专业人员中行政职位最高者）亲任队长开始第一期发掘，无论发掘人员的数量和学术素质以及发掘的组织和规模，都超过浙江境内以往任何一次发掘。虽然一开始就在T4-T11诸探方扑了空，还不时听到“最早也只能到庙底沟二期”等等负面传闻。有幸苍天不负有心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年清明节后，我和胡继根处理完第一期发掘现场回到省博时，迎面贴有文革期间也未有见过针对我的大字报，接着的批林批孔运动不能不对发掘的整理工作有所影响。年由队长率领部分发掘成员带着标本到北京及北方各省进行汇报请教，队长的看法是，“北京之行并未有个明确的结论”。这就有了年4月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以及我和吴玉贤、魏正瑾、梅福根四人受命为这次会议在整理第一期发掘资料的基础上起草供领导在会上宣读的《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的主要收获》，并在此基础上写成《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只是以后在《考古学报》年第1期刊印的定稿本，我和吴玉贤、魏正瑾三人事先均未见过一字。会上多数专家建议进行第二期发掘，在浙江省文化局没有及时上报第二次发掘申请前，中央的年第二期发掘的补助专款已经下拨。不能排除“制石、陶作坊，公共墓地”是第二期发掘队长心目中的发掘目标。“开挖面积平方米，试图弄清房子的布局及其结构”应是多数与会学长及第一期发掘诸同仁的主流意见。所以，“遗憾的是挖了这么大面积，仍未达到预期的目的”、“由于河姆渡木构建筑遗迹错综复杂，研究成果并不丰富”。应是主持人的自我认知。当我陪苏秉琦先生到现场时，发掘进程已到第三层，时间上已经失去独立看坑的机遇。但有幸入住发掘现场最近的“工地库房”，协助处理出土遗物及野外操作事宜。获得既能目睹整体发掘现场，又能观察此前发现诸标本的优厚待遇。为了保护发掘现场，建议各坑每天收工前必须铲平刮光发掘面。却意外地辨识出业已消失的木质实体的“柱痕”。年以后又有两次看管“工地库房”的机遇，暂时抚平了第六感官初见时产生的惊奇。并写成《试论河姆渡文化》，递交“中国考古学学会成立大会”。连同年将当时遭退稿处置的《试论浙江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改写为《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太湖流域原始文化的分期问题》，递交给“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初步完成了浙江境内史前文化类型、系列与分期，以及在中华大地诸原始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第一阶段的探索和研究。年河姆渡遗址部分考古队员合影
年春，主持海宁千金角和徐步桥良渚文化墓地的发掘，成功地吸取河姆渡当晚铲平刮光，第二天清晨出现“柱痕”的经验，在文化层中显露墓口，并培训出一批熟练技工。为解决自年邱城发掘以来在文化层中辨认墓坑的难题，做好技术准备。如何将墓口、墓边等遗迹的认知，转化成物质层面的手感，并非易事。或许这也是构成考古野外作业实行领队制的要素之一。同年冬季开始，主持江山南区古遗址及土墩调查试掘中，在半裸露的状态下以现场采集的器物组合为读识单元，大体建立以良渚文化晚期到越建国时段考古学文化的初步序列。年夏省考古所成立，终于在浙江又有了独立的考古学专业单位。并在第二年主持平湖平邱墩遗址发掘时，在文化层中剥剔出26座良渚文化小墓。年成功地组织了在距离良渚不远由王明达同志主持的吴家埠遗址发掘，又一次在文化层中剥剔出良渚文化墓葬和玉器。年5月北大考古转系期间，有幸回母校为同学就长江下游南岸史前文化相关问题作了六次讲座，历时近两个月，至今记忆犹新。
年主持发掘绍兴号墓期间工地座谈
年是良渚遗址发掘五十周年，除了组织撰写相关论文之外，反山墓地的发掘就成为当年的重中之重。第二年又组织了瑶山祭坛及墓地的发掘。二十二座显贵大墓中发现的玉器无论从数量、品种、规格还是纹样那一方面都超过了以往良渚文化玉器发现的总和，将良渚文化及其玉器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潮。同年下半年配合国道取直的前期工程，确认并核实莫角山这座长米、宽米，正方向的长方形土台是一处良渚文化时期超大型的营建工程，这一发现又从聚落形态层面上开拓了新视野。此前，局、所两级领导委托我和三位副领队组建一支高质量的考古力量，就在最后谈判的时候，由于某种因素的驱动，迫使对方现场决断终止改道计划。这就是最后终止了我一生想往的野外生涯。反思当初令我难受的那一刻，实际上正是真正原状保护这处重要遗址难得的历史机遇。或许这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认知，也是策划者不曾想到的结果。主持《良渚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这一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和省社科联重点课题，就成为退休前的唯一任务。起初自然打算整理反山、瑶山发掘报告，并草拟过一份计划草案，在征集各方信息后只能搁置。《论良渚》似可认作这项研究的前言，《良渚玉器三题》和《良渚玉器上神崇拜的探索》则是表述良渚玉器研究起步阶段的思路与探索方向的脉络。《良渚文化玉器·前言》、《中国史前艺术的瑰宝》和《中国史前古玉概论》只是相关图录的前言，顺便介绍古玉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试论中国古玉的考古学研究》大体记录了这一时段的研究过程和成果，琢玉工艺是这项研究的核心内容。在打破唯砣方能琢玉这一传统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以砂的间接和直接运动为标志的六项琢玉工艺。其中以柔性线状物带动砂粒的线切割；以硬性片状物带动砂粒的片切割；以硬性棒状或块状物带动砂粒的推蹭或打洼；以及实心的桯钻、空心的管钻。这四项砂粒的间接运动为特征的工艺最为常见，并具有代表性。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不惜无数倍地增加劳动量，来减少加工对象（玉）的损耗，生动地表现当时人们对这种特殊加工对象（玉）的重视和珍惜。从而划清史前时期玉和石两种不同制作工艺的分界线，同时还建立起玉雕工艺史上前砣琢玉阶段。因此，玉的定义应在现代宝石学的矿物学属性之外，还要具备社会学和工艺学的标准。同时，根据发掘现场的组合状况，将良渚玉器除琮、璧等特殊器种外，分为组装件、串缀件和镶嵌件三大类，再次验证了古人对玉料的价值观。数量上又以贯穿方式表现的管、珠最多，又从侧面提示在这项观念中，这种长向线状物（光）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再按照社会功能为主线，将中国古玉分为神秘化、神圣化（史前到夏、商、西周）；礼仪化、人格化（春秋、战国、汉、六朝）和人间化、世俗化（唐以后）三个大阶段。重新提出“玉器时代”这一概念，是针对将生产工具与生产力、甚至社会经济形态简单地等同起来，将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当作教条加以信奉和崇拜的讨论。希望相关研究者能从这种以曲解为基础的教条主义中解脱出来，恢复古玉在东亚大地上应有的地位。
年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代表们参观反山
年5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是一场高等级的集会。怀着能从观念形态层面探索古玉的心态，草拟了《东方史前时期太阳崇拜的考古学观察》。提出丝、玉、漆、瓷是我们祖先在物质文化层面对人类的最早贡献，在它们以光、光泽或光芒为表象的背后，隐藏着对太阳或太阳神的敬仰和崇拜，良渚玉器上的神人兽面图像是从人格化向人型化演化中的东方太阳神。按照会议事先的通知，将论文提纲提请会议组织者审核，全文也在会前递交并列入分组讨论，会后却收到了退稿函。连同随后《再论玉器时代》遭受相同的待遇，明白地表示出这些论点在当时考古界至少在某些人的心目中的处境。年经评审获副研究员职称，年又经评审后获研究员职称，年当选中国考古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最终于年10月以被解脱的愉悦心情婉拒返聘后，开始享受退休。
年11月，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为期一年的考察访问。到美国后，得知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是美国中情局的下属部门，此项访问名单绝大多数由派遣方确定。这次由美方提名的邀请，美方不仅当年要少派两人去中国，还要支付我的相关费用。这是张光直先生从中促成，也是他帮助取得美方的签证，使得老伴能陪我访美。此前我与张先生只见过一面，几次书信往返更是纯属学术层面的交流。在哈佛东亚学系的两个月时间里，第一感受到学术成果被社会认知以后从另一层面表现出的能量。遗憾的是距离访问结束还有四分之一时间的时候，接到原单位一位领导的电报，要我结束访问立即返回。此事虽与张光直先生电话沟通，但却无法向邀请方递交那份访问结束的书面报告，不仅无法向美方报销返程机票，只能自掏腰包外，很有可能还在中情局档案里留下一笔负面的记录。按照当代西方崇尚的人生价值观念，这可不是一桩可以掉以轻身的小事。直到次年三月，应旧金山亚洲美术馆之邀第二次访美成功才了却了这桩心事。此后又顺利地实现了多次访问港、台和一次访日，连同退休前的两次出访，都由对方邀请，对方承担相关费用，从未享受过一次公派。正是这些外访活动大大地增加知识、开拓视野的同时，再次为反思以往作业提供了一个机会。自然境外也有不肖之徒，除了预有思想准备及应对措施之外，最后只能选择勇敢面对的办法。在总体的感受中，无论正规的接待或一般新老朋友之间的交流聚会，直到陌生人群的偶然接触中，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未知世界的探索和想往，都抱有真情的期望，求真务实正在成为全人类前进方向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这种感受，对当初确定在考古学道路上攀登的内心世界带来了充实和宽松的双重享受。正是这些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在领取退休金的日子里，写了二十多篇相关的文字，约占据已发表篇目的三分之一。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河姆渡》报告出版后，在书面征求报告执笔人和当年发掘伙伴的意见后再定稿寄发《再论河姆渡文化》和《河姆渡干栏建筑的思考和探索》二文，完成了作为当年发掘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四篇关于瓷器的文章中，除了在《越窑瓷器学习琐记》中提出汉代高温釉陶在原始瓷向青瓷转化过程中的作用外，也都回顾和交代了以往的作业。《秕和穗——野生稻与栽培稻的考古学读识》提出在野生稻向栽培稻驯化、演进过程中考古学读识的一个标帜外，其它需要探索的内涵尚未提及。最后在诸位年轻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下，将退休后写成史前古玉与中华文明起源相关的十三篇文章加以综合，写成《东方摇篮中的奇葩——中华史前古玉研究再思考》。指出在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为界的东亚和西亚，简单地以两组流向不同的双子河，形成两支独立起源的文化谱系，在各自进入文明社会之前形成了各有所源的思维领域和价值观念。从海城小孤山出土的蚌饰及传说时代留下诸多与光有关的尊号推测，在古人穿越白令海峡以前的东亚大地上，曾出现过多处以太阳或光为主体的原始信仰。玉、丝、漆、瓷是我们祖先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对人类的四大贡献，证明这里以形成以光、光泽或特殊光芒为特征的观念形态。玉、丝、漆出现在史前时期，三者物质形态相去甚远，却共同让人们感受到以柔润淡雅的光为特征的愉悦和享受。瓷和铜礼器是继玉、丝、漆之后第二代产品，遗留在东亚大地上的史前古玉，就成为探索东方观念形态的重要载体。如果以玉为主体去观察中华大地上史前文化的区、系、类型，它们各自存在着既相似、相近但又不完全相同的以柔润淡雅为特征的光崇拜，表现出由崇拜对象人格化向人形化演进，与“天人合一”、“人神交往”有关的思维概念也逐渐明朗起来。并以吸收、凝聚为特征的交流与交往中得以发展、完善、壮大和巩固。或许这就是东亚大地上出现连续性文明的原因之一。这就将东亚史前玉器比作一支奇葩插入东方文明的摇篮之中。
年10月至年1月牟永抗台南艺术大学讲授“史前玉器与工艺的综合考察”的目次
此后，又撰写了《光的旋转——良渚玉器工与艺的展续研究》和《也谈C形龙》二文，尚未刊印。
原本以为文集印行后，相关作业就会了结，可能是惯性的作用，有些课题仍不时出现在脑海里。例如在南方水稻的上限起源推向万年以前的时候，从多年生到一年生野生稻的繁衍走向，及野生到栽培稻小穗轴的改变启示我们。很可能在栽培稻出现后的较长时间里保持着火耕水耨的种植模式，不一定像旱地那样用刀耕、锄耕，再发展成犁耕模式，用工具去改变土壤的团粒结构。据北大王迅教授告知，当年他在内蒙河套地区，就用牛踩的免耕法种植水稻。那里的生态地貌，也紧临湿地。那么火耕在农田里留下类似泥炭样的沉积和夹碳陶只出现在南方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另外还有从砍伐的斧中分化出以锄式运作为特征的木作专用工具——锛，从而开始水上交通工具——船，意味着包括南岛语系这条岛链在内面向蓝色海洋的进军和开拓。如果河姆渡发现前后发展演变序列基本清楚的干栏式建筑，是一种与水稻栽培相适应的生态条件下的聚落营建模式。那么从桐庐方家洲遗址先用卵石填筑再行铺贴和莫角山分为以湿胶泥与砂逐层堆筑的超大面积的营建基址，连同莫角山四周以山料块石垫底再堆筑泥土和彭公附近发现的以淤泥堆筑的大型“水坝”。极大地丰富了以水为背景的沼泽型湿地聚落营建的内涵和规模。这里不能不令人联想到美人地遗址的发现。以如此众多、加工平整、方正的条木铺垫并整齐布列的基础上，再进行大量的土方填筑。这种以土、木两种材料共同组合的墩台式营建程式，在沼泽湿地中很具有代表性。它至少在崧泽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并盛行于良渚文化时期。但有机质的条木却很难得保存下来。河姆渡第二层和良渚的木构水井，或可作为此类聚落营建程式存在的侧面旁证。这样看来，在黄河、长江这对双子河流域，六大区、系、类型中，可以组合出以沼泽湿地为主的稻作农业，和以黄土旱地为背景的以粟类作物为主的两大区块。前者以水资源的调控管制为主要手段，表现出以建筑材料增加为特征的聚落形态；后者以水资源的灌溉利用为主，以建筑材料的削、减为表现的聚落形态。按照现有的考古资料，可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着年代比马家浜、河姆渡要早得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在它们身上将会寻觅到东亚文明更多的原生态因素。
年7月5日小黄山遗址发掘驻地观摩陶器
再例如，硅酸盐材料是地球表层最丰富的物质，所以世界各地都出现以硅酸盐为原料创造出陶器，并成为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最近公布江西万年仙人洞陶片的年代，它至少是东亚大地上最早的硅酸盐制品。大概在经历了夹碳陶表现出与稻作有关地区局限性以后，进入泥质、夹砂或红陶、黑陶时段，大体上都采用经过河流搬运的沉积土为原料（当时不可能出现淘洗来获取细泥），表现出这项人类最早制造的新物质，已经在东亚大地上广泛传播和应用。在定居和农业这两项重大因素的局限和制约，这种破碎后无法再利用的陶器，在成型、装饰和烧造工艺上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印纹陶的出现，似可认作制陶业开始选用当地原料。这种就地风化成的红泥，二氧化铝的含量较高，但可塑性较低。在成型上不得不选用较古老的泥条盘筑法。烧成的温度也较高，而产品的抗折强度远远高于以往或当时各地的陶器，这就大大提高了产品的使用价值。连同在渗碳黑陶之后出现的着黑陶（泥釉）和燃料中碱性氧化物的灰尘在高温条件下降落在器表出现爆汗状粗细不匀的透明颗粒。此后不久便在这一地区出现了以高温釉为特征的原始瓷。应是当地族群从各不相干的着黑陶和爆汗两种现象中不断地探索、寻找、试验的结果。由于它们的胎料及吸水率仍与瓷器有一定的差距，故名之为原始瓷。这些以器表涂布方式施釉的原始瓷，可分为南北两类，南方的阵容较大，并可分为四期。第二期釉层最厚釉色最深，随后各期明显减薄变淡，并在秦汉之际完全消失。形象地说明人们为实现信仰中果实仍然在釉料配伍与烧成工艺多方面不断地改换和革新。很快在当地就冒出另一种性状的高温带釉制品。它的胎料远比原始瓷粗松，均为轮制成型，无釉处器表显露二次氧化的暗红色。釉层一律凝聚在制品的向上部位，釉色偏冷似为还原焰所致。釉层透影性甚高，但釉面不匀，厚釉处常见流釉。全身有釉部位始终找不到任何人工涂布的痕迹，故只能解读为喷淋或类似盐釉那样的技法施釉。它的衰退时间，大体与上虞或各地纪年墓所见的青瓷紧密连接。鉴于此类制品在胎料与工艺上与原始瓷和青瓷都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故称之为高温釉陶。至少从五十年代开始，这种高温釉陶在浙江境内普遍地出现在西汉到东汉早期的墓葬中，几乎成为每墓不可或缺的随葬品。尽管器形完全仿照当时的铜器，却因常见而失去对它应有的重视。省内也发现过几处烧造晚期高温釉陶的窑址。高温釉在省外汉墓中发现概率较低，也常见诸报导。最近得到的讯息，在江苏和陕西发掘的两座王侯级的汉墓中，也用高温釉陶作为随葬品。当时在外省人的眼光中，高温釉陶是一项珍贵的物品。青瓷诞生后，身价地位随之飙升，从邢瓷被称为假玉，可见瓷的地位已与玉齐平。南宋官窑被誉为中国青瓷的顶峰的根底是胎料中瓷石加紫金土的二元配合和釉烧前多次素烧两大工艺领域的成就。元代以后的制瓷业，恰恰从另一层面继承这两项传统。用耐高温的高岭土取代不耐高温的紫金土，将釉烧前的素烧改釉烧后的烘彩，从而开创了薄胎彩色瓷的新天地。这就是瓷器在中国的历史。大家都知道高级的航天器械外表耐高温的特种陶瓷也是硅酸盐制品。众多以单晶硅基础的设备和措施更将我们的社会推向讯息化时代。它们也是人类在自己居住的土地上，对硅酸盐这项很常见的自然资源不断解读、探索和创造的结果。如果将瓷器的出现是硅酸盐制作工艺的一项突破。那么瓷器的创造者及其后人，对于可以切割的特种陶瓷或单晶硅的提取，及其相关产品的问世曾有哪些作为呢？因而联想到在考古学领域对汉代高温釉陶相关讯息被搁置的情形。任何学科的前进发展，都不可能局限在渐进模式中，只有勇敢面对正确解读这些突变的内在因素，才能获得真正的胜利果实。年《瞭望周刊》海外版34“中国考古事业的黄金时代”（牟永抗藏）
中国考古学为什么要从西方引进，这是踏进考古学门槛后一直盘旋的问题，无论年代久远的古器物学、金石学或稍后涌现的考据学，它们的终极目标全都落在历史学的范围之内。何况收集、保存古器物的爱好，更可以前推到吴、越建国之初。说明当时不少部族对业已消失的遥远往事的遥想和期许，已经成为群体性的情结。所以最先看到苏秉琦先生年在《进步日报》发表的文章，将考古学与金石学分开很不理解。还误以为是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提出要批判的“崇洋迷外”思想的表现。自年重逢后的实际交往中，苏先生并不是这样的人。在纯客观的物质形态上，用作收藏的古董和藉以研究的考古学标本之间，确实不存在明确的分界线。这就难免会在社会上萌发出将所有与“古”字有关的事物归纳成泛称的“考古”概念。如若从价值观念的取向上稍作解读，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单凭考古学必须以科学手段获取研究标本这一条，就可以将两者彻底区别开。正如在退休后的出访期间，开始接触到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两者之间对国家概念演化的常识那样，即使国家这样尊贵的概念，有时在某些民族的心目中也可以一文不值。近些年才联想到，自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中华大地上出现过无数具有杰出天才的英雄和领袖人物。当他们掌握最高权力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大规模地迫害和屠杀知识分子。从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文字狱。这一连串在东亚文明进程中发生的历史事实中，连读书这种普通老百姓最基本的求知要求，都被锁进“学而优则仕”这座美丽的牢狱。那么古器物学、金石学和考据学等与历史（这些英雄人物统治业绩）有关的学科，只能服服贴贴地包裹在“证经补史”这件美丽的袍套之中。从十七世纪中叶“坚船利炮”轰开中华帝国大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后，经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才使广大知识分子群体逐渐苏醒过来，觉得需要重省过往，重新建立真实历史的重要性和迫切感，这就是上世纪初，从西方引进考古学的历史背景。当年浙江，最先发现钱山漾遗址的是留美教育家慎微之先生，鼓励支持帮助施昕更先生发掘良渚的是留日生物学家董聿茂先生，最初向我展示红衣陶片的是留法回来的经济学家张天放老先生。至于那位自称在大学时就对古有兴趣，一向热衷于茶楼、坊间寻觅并最后成为那件所谓有“古文字”陶豆盘的拥有者，究竟对当时的考古学产生过怎样的作用，很值得严肃地重新评估。或许正是这类事件，才促成苏秉琦先生年《进步日报》发表观点的原因所在。当年受《明报月刊》委托修订对苏先生访谈的两位同行，不一定完全了解《文明曙光》拍摄提纲上苏先生亲笔题写“玉器时代”作为良渚文化的标题，以及要吴汝祚先生和我两人共同撰写有关玉器时代讨论文章的全部情况。所以苏先生在回答时不得不作出“更不必划出一个玉器时代”简要表态之后，在“精于工艺，善于创造”的标题下大篇幅的文字描述，“玉器体现美德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又是史前时期以来一直承袭的传统”。或许这是苏先生钻出两个怪圈之后又遇到一个模拟中的新怪圈。对苏先生的良苦用心，我们要细细地理解才能领悟。每个学科和个人在前进的道路上，都会遇到由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组成的困难和阻力。每个人都会犯不止一次的错误，不时地反省自己，发现并认识错误往往会成为成功的新起点。有些阻力是客观存在，作为个人既无法回避更没法用对抗去突破，但负面的效应也可以转化成从反面激励自己前进的动力。再加上对学科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坚强的毅力，才能在学科中获得某些细微的成果。近些年中国考古学从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是无数先辈学者和同人齐心合力取得的胜利果实。如何在一级学科之下精确地设置二级学科，好像还存在不少的不确定性，是否可以作为中国考古学还没有真正成熟的一项证据呢。
像我这样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能跻身考古学已是一种历史的机遇，没想到原本病弱之躯，退休后在老伴的悉心照料和扶持下能延续这么长的岁月。4月22日是八十周岁，5月3日是考古生涯六十年，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有机会艰难地咬文嚼字草拟这篇小文更是我此前未敢设想的美好感受。
年4月22日上午改定
年10月8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牟先生过八十寿辰（我刚好入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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